随着四川地震的第一阶段救援工作逐渐接近尾声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起另外一个话题：心理救助。

　　哪些人需要救助？该如何救助？由谁来进行救助？救助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作用？受到伤害和打击的个体应该做些什么？

　　还能回归到之前的生活中去吗？

　　地震伤害的不仅仅是受到直接影响的灾区民众，还包括前线的救援官兵，医护人员，记者，他们的亲属，再扩大来说，甚至我们这些天天守在电视机前，关心着灾区情况的人，在心理上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。

　　而三十多年前唐山地震时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心理创伤这个问题，但绝大部分的人后来也渐渐恢复了相对正常的生活。“包括灾民、救助人员、记者这些在第一线的人都属于受到了直接创伤的人群，只是根据程度的不同再分为一级、二级等；而通过媒体、报导了解的人遭受的则属于间接创伤。创伤恢复的过程或快或慢，心理援助所做的就是尽量缩短这个过程，尽量让影响变得尽可能的小。”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副主任医师、心理危机干预联盟副主席尹平说道。“但是也不必一提到心理创伤就觉得是洪水猛兽，人的心理有一定自我恢复的功能，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逐渐恢复。”

　　一位在5月12日晚上就出发去了灾区、直到20号凌晨才回到广州的一线记者小萍告诉我：在那里已经觉得体力透支，可回来之后的头三天，却又几乎一直睡不着觉。“我能感觉到浅睡的状态，但很容易就会惊醒。”平时看电视、看报纸，她有意识地让自己回避灾区的新闻，但尽管如此，那一个星期的情景还是会不断地在眼前重播。

　　“去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没有预计到情况有这么严重———说真的，如果知道这么严重，领导是绝对不会派一个女孩去的。而从到达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开始了不断地震惊，每一次都以为是看到了很悲惨的情景了，但是下一秒钟又会有更悲惨的出现。”一直到现在，她的思绪都很凌乱，很琐碎，千头万绪，无从说起。“我很想好好地梳理一下，系统地表达出来，但是又觉得不愿意那样去做，因为那也是我的伤口，我不想、也无法理智地像外科医生一样去解剖它。”

　　离开四川的那一天，小萍说她心中万分不舍。“他们还在受苦，而我要回到我完好无损的生活里去了———我觉得我好像背叛了他们。那一段时间的同甘苦共患难，让我觉得四川才与我更亲近，而广州却陌生而遥远。回到广州的那一刻，只能用‘恍如隔世’来形容。”

　　过去是购物狂的小萍，现在对逛街、购物完全没有了兴趣。“有那个闲钱还不如用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。”甚至走过橱窗，看到塑料的模特时，小萍都说她有种“看到了尸体的感觉”。

　　“难以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中，对现实感到质疑，对某些事情提不起兴趣，这些都是典型的心理创伤的表现。但未必一定是坏事情，不能一概而论。”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系科主任潘小平医生这样说道。“这样一场大的灾难过后，人们反思自己的生活，审视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做出一定的调整，比如说淡化对物欲的追求，这就不是坏事。但一定要掌握好度，如果把这部分注意力转移到社会责任感上，那就是好事，而如果一味的消极悲观，觉得人最终都是要死的，所以什么都是没有意义，不值得追求的，那显然就需要心理治疗了。”

　　当理想主义退潮，如何面对失落？

　　同样是一位前线的记者告诉我，搜救犬在长时间搜寻不到生命迹象的时候，也会心理崩溃，会烦躁不安，拒绝继续工作。这时候消防员们的补救办法就是，让活人躺在瓦砾堆里，假装让搜救犬找到，这样能极大地鼓舞搜救犬的信心。

　　人也会遇到和动物一样的问题。根据网络上的消息，日本救援队在地震灾区没能救出一名生还者，这让他们产生了深深的自责，并且怀疑自己的工作，其中一位队员还因此而辞职了。

　　这次四川地震，几乎把全中国人民的理想主义激情都燃到了最高点。很多不是社会新闻线的记者也主动申请去前线，而愿意去当志愿者的人更是不计其数。每个人都希望能为灾区“做点什么”。

　　从13日凌晨接到紧急命令，奔赴灾区，直到24日晚上才回到广州的特警晓轩，在短短的十多天内，人瘦了近十斤，在灾区的日子里，吃压缩饼干，值通宵班，白天又难以休息，每天的睡眠几乎只有三四个小时。但是他说：“若不是你问，我根本想不到要说这些情形。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，不但不会抱怨，只会问自己还有没有能力做更多的事。”回到广州之后，他的感觉和小萍一样，“反差太大了，以至于生活了几十年的广州反倒像是个陌生的地方一样。”

　　全情投入、感同身受、同甘共苦，我们这些不在前方的人，很难产生像他们那样深刻的领悟。也正是因为这种极大的代入感，使得他们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、被他人需要的感觉也会随之倍增。

　　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在第一线“做点什么”的机会，甚至是记者、特警、消防官兵，也会轮班、结束工作，退回到原来的生活中。当理想主义的大潮退去之后，失落、茫然、生活找不到重心的感觉也会油然而生。

　　晓轩说他们“接受过特殊训练的特警，心理承受力会比一般人好”。我相信他说的没错，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段休整假期里，他打算把2月份就拿到手的房子好好装修一下。是因为他的心理调节能力强，所以他能够迅速地投入新的生活目标中去？还是因为他有了下一个目标，所以他能够很快地调节？这个问题就如“蛋生鸡，鸡生蛋”一样难解，但却不失为一种调节心理失重的方法。

　　静水流得深，理想主义的激情可以永远存在心中，但是生活却不能永远处于燃烧透支的状态。比方说，前期的救援过去以后，持续性地关注重建、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情况下，长期性地做一些辅助工作，不但能够让你的激情找到理性的出口，也能驱走心灵中的失落。

　　心理、生理救助有相通的地方

　　我们在电视里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画面：救援人员一面挖掘废墟，一面和被压在底下的人说话、聊天，递一个苹果、一片饼干给他……这还是第一步生命救援的阶段，但同时，他们所做的这些，也属于心理救援。

　　“心理救援和生理救援有相通的地方，人有了伤口，第一步肯定是尽快用纱布包扎起来、止血，越往后面的治疗阶段，技术含量越高，可能就需要专业的医务人员来处理、检查，甚至手术了。”尹平医生说。“心理救助也是一样的。在前期的时候，受到创伤的人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他进行救助，表示出关心、爱心、耐心，跟他说话，陪他聊天……这些都能起到抚慰的作用。而这些事情，不具备太多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人员都可以做，但越到后期，则越需要专业人才。”

　　而正是在初期的抚慰过去之后，如何对受到极大创伤、难以自我恢复的人进行援助，是最让尹平医生担心的：“目前国内的专业性心理救援人员还太少太少，医疗方面也不太规范，主要还是以国外的经验为主。”

　　连潘小平医生都说：“我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心理救援人员，现在国内基本上都是一些神经科、精神科的大夫在兼着做一些这类的工作。对心理创伤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倾听。专注地倾听，让他们感觉到不孤单。”